tagline: 沟通问题往往也可能是中美关系中根本性的问题之一

 

　　多年前，在大学本科与好友讨论未来在美国的学术研究时，我惊讶于我们突然产生的一个小分歧：美国学术界的实证主义究竟是否可取。 朋友认为：实证主义是过分追求不重要的细节，导致表达的低效率和累赘。而很多重要的理解、观点、知识的灵光一现，是很难用实证主义去证明或阐述的。 我认同朋友的一些观点，然而认为实证主义是让社会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灵光一现的知识往往是抽象而引发更广大思考的艺术，它只能是个起点，而非是可以立刻被实际运用或理解的普世知识。

 

　　实证主义要求学术研究在阐释和产生结论的过程中充分引用严谨的证据和调研。在美国学习人文社科的硕士期间，我惊叹于实证主义可能给我的论文写作带来的“负担”：当我完成硕士论文的时候，发现编纂、写作论文之间和最后的引用部分占用了我整个暑假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这个过程之所以绵长而痛苦，更因为这对于我而言也是第一次写作如此长篇的论文、需要进行如此长远的引用部分的编纂，而引用部分的格式、内容、符号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从书名，页码，注释写作，引号使用等，都需要按照这个体系去进行。这种编写论文的过程，也是改变思维的过程，难怪痛苦。 可是，这个过程有意义吗？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带有终生的积极作用。从此，我理解了很多美国和中国的学术著作和学者如何自带严谨而谦虚的心态做学问，也理解了美国很多基本的思维和根基： 虽然如德里达等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家们所言，实证主义等文字的建构造成了一个官僚而通过“文字”操纵底层人民的社会，然而这种从实证出发构建的“文字社会”形成了以条文为基础的法律，确凿的流程，以及按照流程和法律办事的公民性，这些依然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助力。

 

　　而非实证主义的表达则更多地是像我们从小到大学习写作的作文，小时候的作文通过排比句式等修辞、优美而抒情的词语等形成，长大后也可能演化成一些如许知远等文青所变成的以强烈的观点和貌似西化的设问所带领的求知。 非实证主义带来很多情绪的渲染和鼓舞，也带来了沟通的便捷和迅猛，而且非实证主义的来源也由来已久 — 在我看来，这也体现在了中国历史上长久的“言”和“行”的区分而二体化。为何？非实证主义很多时候带来了另一类的言论自由 — 即说话可以不顾实证和由来，任由心性抒发，因为说话本身不具有特别多的法律或者社会责任，它被视为了行为之外的一种存在。 于是，中国成语里才有“言行不一”或者“言出必行“等说辞，因为言语是存在于行为之外的一种可虚可实的存在。

 

　　这种言行的分离大量存在于实证主义缺乏的社会中。比如很多家庭中，父亲对子女可以“口头上苛责”，然而行为上可以以物质等方式“很爱”子女和家庭。这也可以运用于丈夫对于妻子，领导对于下级，这种思维大概是口头的表达最终不会掩盖行为的本质。这也和很多川普支持者对政治正确的语述的蔑视是一个原理： 说什么不重要，做什么才重要，磨磨唧唧说什么同性异性同权、什么种族平等，有什么意义和意思。在不重视实证主义的语述下，口头表达可以非常任意而不负责任，可以无足轻重，因而毫不费力。 爱说什么说什么，除非直接关系到切身的金钱等利益。

 

　　然而现实总是以吊诡的方式提醒着任何社会：口头表达是一种行为，它有自己的实际效力。 在一个缺乏实证主义的表述语境中，很多时候口头表达变为了充满了力量、甚至暴力的行为，因为它不受限制、不需要得到事实和调研的考验，所以也容易摇身一变为抽象性的权力行为。 比如“好为人师”的行为，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中。通过言论去“教育”、“教导”和指点别人，是一种施展权威或者关心的方式。老板可以对员工这么做，HR可以对未来雇员这么做，父亲可以对孩子这么做，左派可以对右派这么做。缺乏实证主义的言论容易被社会已有结构裹挟，变为一种权力的语述。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冒犯或危险，它是一种管理和制约，很多时候它也是一种无心的习惯和爱。它甚至是变现和优越，犹如许知远这些意淫于死在维多利亚的秘密模特之下的伪学者一大把，他可以坐拥装满西方著作的书店，却依然可以在电视节目中，不依靠演绎实证的过程而大肆张扬自己的观点。

 

　　这种实证主义缺乏所带来的沟通的危险不仅存在于中国社会，也存在于西方社会。实证主义的沟通在西方社会有很多“敌人”。 第一个敌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它是效率，是投入产出比。实证精神体现在商业中，一般为对于用户和市场、产品表现等给予重视和投入调研。 很多美国企业依然不做用户调研，一样存在各种拍脑袋的领导力。尽管以设计为驱动的公司文化大量倡导调研等应用性实证，也确实取得很多成功，然而很多公司依然没办法形成跟着用户需求走的市场实证主义。而美国政治中，实证主义的缺乏在这届政府之下尤其凸显。川普的各种政治或非政治的不正确言论就不说了，前一段时间美国的议会企图通过阻挡互联网行业的流量平等的net neutrality法案，其发起人之一Ajit Pai所制作的一系列的搞笑幽默视频企图说服民众支持他的法案，然而视频中体现了Pai哗众取宠、脱离现实的各种观点。他作为为利益驱动的政客之一，也早已经脱离了用事实和民众利益说话的实证主义。

 

　　而我的体会是：实证主义的缺乏，在西方社会甚至可能更为危险。因为，这是一个有更深厚的实证经验的国家，他们更懂得用貌似实证的语述去操纵民众。这就是为什么政客们懂得把反对net neutrality的法案包装为net neutrality，这就是为什么即使Pai如此荒诞而脱离现实，他依然懂得起码的互联网营销手段去包装自己的观点。

 

　　整体而言，整个世界都缺乏实证精神，实证主义可能永远不够用。人类永远活在和实证相对的虚无和先见中，这就是为什么如Instagram等发起的遥望型社交媒体和星座学可以一直繁盛不死。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完全实证所有的观点和现象，言语将永远“快于”、“轻于”行为，人们永远渴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快感和愿意吸收快速指点行为的指令。人们将永远享受语言沟通本身的轻快、任性和自由。可以去实证是一种“资本”，需要知识、时间、金钱和机会成本，更需要需用更大成本培养的意识和习惯。

 

　　长期的实证的缺乏，后果是一样负面的。它导致口头表述的僵化、陈旧、暴力和无效，它增加口头之外的行为的任意和非人性化。有时候，甚至学术研究也并非可以确保实证的存在。 我的硕士专业叫做American Studies，即美国研究，这里存在着所谓最左、最自由的教授和学者，我们有自由去从任何人文社科的学科中选择自己想学的课程，设定我们的科研主题，教授们都是毕生奉献于学术、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导师。这个学科如此自由，不少课程甚至专心教导和还原脱离美国思维和冷战阴影的马克思等社会主义学术论著。即使如此，在我的两年体验中，我看到了学术界如何让实证也有了一点僵化的趋势，因为学术和教职求职的压力、经费的局限、以及每个科研者自身出生的环境和视野所限，当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似乎在谈论完全不同的东西。而到了完成硕士的时候，我已经不确定自己认真实证而产生的论文的阅读量可以有多少，可以对现实产生什么样的有益影响，于是我逃离了学术圈，在工作和生活中继续探索如何用实证带来有效的沟通。

 

　　而运用在中美关系的目前局面当中，实证与否的影子再次充斥着双方的语述。美国的副总统大量引用事例去抨击另一个国家，在这种引用中难免存在偏颇——如果要在中美之间的互助和竞争关系中划下定论，岂是你一个简单的智库结论和贸易逆差的数字可以定论？ 而中方外交的回应是对另一方胡乱编造、反实证的指责，然而这个回应的本身也充满了和行为脱节的“难以坐实”。 无论哪个政治圈，语述都会被极度放大为权力，沟通都会被产生极端的认知的影响。多年来，中美之间在经济甚至文化方面产生更多的沟通，然而在政治方面，实证主义的缺乏所造成的沟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在中国，缺乏实证的内部沟通造成了浮躁的国内媒体、缺乏理性的表述和思考的盛行，缺乏实证的对外沟通则造成了僵化的语述和形象、缺乏“人性”的强硬印象，这种缺乏实证所造成的表述之下的”空隙“则允许西方媒体和政治力量等大做文章和补充，或者对其中虚悬的”打太极“表达怀疑和不信任。 而美国如今的当政者呢？ 经济和政治利益是他们首要的实证的驱动，在此之上他们也建立了以实证为名的非实证表述。为了获得选票而在非正确的时刻、语境和背景之下放大非相关的议题，这也是一种非实证的虚伪和操纵。

 

　　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对话双方都认为自己有实证精神，且进行了实证，然而实证的对象、角度、做法等完全不同，甚至南辕北辙。所以，想要用实证服务于沟通，首要任务是探索什么才是实证，如何才能严谨研究、陈述和表达事实和观点。

 

　　最后，如果你好奇实证主义的英文是什么，它是positivism，和“positive”即积极的，是一个词根。 实证主义是一种积极力量，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重视和践行。因为它最终是很重要的一种行为，并且对于其他的行为有不可想象的”杠杆作用“。 让我们共同祝愿中美之间通过实证，增加彼此的了解和理解，达成长远的合作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