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日本

 

 

第一次和Adam见面，是去年在日本旅游的时候。我第一次没有做计划出行，尽管出行的目的地是多年梦想要到达的日本。 在京都的巴士站，漫无目的行走的我正在思考下一站该去哪里，寺庙的名字听起来多么相似，我没办法区分彼此。 就在站牌边，我遇到了看起来像美国人的Adam。我们一起坐上巴士，开始交谈。之后，是类似的背包客之间的简单陪伴：在偌大的京都火车站里，我等候他买到达奈良的票，他告诉我过去几天他的经历。我们交换国家，姓名，职业，简单的个人故事。 在之后，我们分开行动，去想要去的地方，重新又相聚，走过京都的食物市场，尝试奇怪的含着鸡蛋的墨鱼，偶遇一家日本拉面馆，在安静的吧台边吃味道浓烈的面条，接受拉面店老板不耐烦的态度。

 

晚饭后，我们排队进场，观赏日本的文化表演，艺人的手指挪动中透露着演示过千百遍的熟练、节制与力量。 Adam站在坐席的后排中间，手举相机，快速拍照。我站在坐席的旁边，因为个子太矮小，眼光无法穿透前排的人群。

 

之后，我们走过京都热闹的市区，我停下来买一杯明治抹茶，他说他太饱, 没吃什么。我们走过市集，走到河岸边。岸边上有美丽的饭馆，二层的露天天台上流露出人情交往的温暖和美满。 河岸上逐渐变黑，灯火闪烁在清澈的河岸边。我们坐在绿草边，开始聊天。

 

聊天的内容，都是旅行者的漫无目的、毫无功利、基本又深刻的谈话。我感受到Adam的兴奋，为他高兴，却像个回看往事的旁观者，回忆着我当年背包游的好奇、兴奋、活力。如今的我，也有激情，却终究以更平静的方式展现了。我看待事物的眼光平和了，步行的速度减缓了，每天的计划做得不那么密集了，偶尔甚至不做了。这背后，是年龄增长，精力减退吗？ 是阅历增长，好奇心减退吗？ 还是，我认识世界、双脚旅行的方式变了？

 

Adam和我说着瑞典，他即将在医科学位后开展自己的医生生涯，同时也对科技、语言、文化、影视等很有兴趣。他戴着一顶NYC的yankee帽子，穿着T shirt和牛仔裤，我们一起聊文化，中西，spotify，美国人的节目，瑞典人的口音，日本人的矜持，日语的优美。 旅游时的交谈，往往在新鲜而分外自由的空气中，变得毫无压力而鲜活。

 

但是那时的我，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在旅游的另一边，我有工作的期限，有对未来的迷茫，有对现在的疲惫。 看着兴奋却不乏成熟的Adam，我看到了以往背包游的时候一个非常幼稚的自己。那个时候我也是大学刚毕业，却迷茫、孤独，除了那不接地气的“精神独立”，其实没有什么，不过一个空洞的生命。在旅途过程中，我的兴奋是鲁莽的，好奇是极端的，偶尔我的潇洒是造作的。

 

那个时候，我喜欢拧着双眉看世界，我的评论和批判表面上关怀世界，实际上俗气而刻薄。我喜欢接近陌生人，喜欢聊天，偶尔在开怀的大笑和附和中得意，偶尔在尴尬的冷场和无言以对中羞赧。那个时候，没办法平衡地看自己和别人，也没办法平衡地看中国和世界其余。那个时候，好奇心和虚荣一结合起来，形成了泛化的中西分区思维，喜欢找区别，而看不到相似。这种“异域主义”，无非是对现实的逃避，以及对现实的无知。

 

然而，那个时候我尽管无知，尽管武断，尽管刻薄，却还是承蒙了不少路上旅友的照顾。当时害怕孤独，以结交国际友人为荣，有种害怕拉单的可怜劲儿。在青年旅舍结交的好友，我似乎都必须掏心掏肺，还必须倾盘而出。 一起去吃晚饭，早饭，一起去远足、游览，一起在旅舍的大堂里喝酒或熬夜。 我决绝地要求把界限去除，建立完全的信任。 这种要求是可以在旅途之中的友情实现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友情是短暂而条件性的。我们的决绝，是因为这种决绝的期限很明确。过了这两三天，总有某个人要从青年旅舍退房，继续前行。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我怎么做到了舍得。我是个很容易舍不得的人，可能是因为是性情中人，然而更多是因为对世界不健全的认知 — 我认为我付出的感情，必定要以我要的方式收回。但是在旅途中，我的霸道也没办法施行多久。已经忘记了每次告别那几个短暂认识的朋友，自己是如何摆脱依恋和不舍的。有一个我无法摆脱的旅客，也曾经想和我长相厮守，然而最终，我们无法克服那旅游过后的距离。这些距离，是地理上的，也是文化和观念上的。

 

 

后来，我偶尔有机会和一些背包游中相遇的朋友再次相遇。和来自荷兰的朋友J是在尼泊尔相遇的，我们一起走了两天树林想看老虎，晚上一起吹老式烟，最后告别。我们的交流都是关于空泛的国际政治，以及泛化的国别文化。后来我们在美国的DC重遇了，一起走了两天。我们住在青年旅舍，他在男生那间，我在女生那间，晚上我们很早睡觉，因为各自功课都很重。我们曾经在大堂分享一盒草莓，和一个冰淇淋。 

 

 

在日本，我与一位五年前在泰国结识的日本女生重聚，然后几个月后，她又在旧金山出现，我请她在一个华丽的酒店大堂喝了两杯鸡尾酒。她是一个和我很不一样的女生，她大方，热情，直率，爱美，奢华，又实在。当年我们为了节约旅游经费，共同在泰国租用双人房，然而各自旅游。当时的我别扭、幼稚，她成熟、直接。在日本，我们一起拜了寺庙，走了涉谷，逛了夜晚的名古屋，吃了凌晨2点的寿司，经历了偶尔的沉默。在旧金山，她很忙，还是很独立，很潇洒，还是不太需要别人的呵护。

 

 

 

今年的美国

 

 

而今年，我又要和来自瑞典的Adam重聚了，而这一次，我第一次做起了背包客的host —— 我邀请Adam来我家住，尽管我们的小客厅还没有充气床垫。 然后，他改变计划，提早来到了我家，带着他一直在美国露营使用的充气床垫，它感觉很薄，很轻。 Adam所有的行李就在他租来的小车车后箱里。 燕麦，一口小锅，帐篷，带着些沙土的塑料袋包裹着一些日常生活物品， 这就是背包游的生活。他已经开车穿越美国不少的国家公园，然后来到加州找我。

 

为了迎接他，很久没认真做饭的我下厨做了一顿饭，用的是罐头的洋蓟（artichoke），冰箱还剩下的红椒和黄椒，很多的鸡蛋和黄油，做了一道完全不正宗的西式烘蛋饼Fritatta — 正宗的fritatta里面应该有土豆，蘑菇，我甚至把阳台上自己种的parsley也给忘了。又快速地做了一道不中不西的菜：用晒干西红柿（sun dried tomatoes）、新鲜西红柿做了一道鸡肉菜，本来应该放在意大利面上，然而随手又拿出买的gluten free的拉面，在白色圆盘子底部铺上。 就是这么简单的两道菜之后，我迎来了Adam。他手里拿着一瓶路上停留超市时买的红酒。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吃饭。 我连连说抱歉，烘蛋饼有些不伦不类，他笑说刚好他喜欢洋蓟（artichoke）。 

 

这次见面，我似乎比上次见面还要忙碌和被分心。 我们坐在沙发上，看他在旅途过程中拍的照片，壮烈的国家公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投射在电视机上的照片中。他说起露营期间遇到的各种各样有趣的人，比如，有个嬉皮年代过来的老太太，在过去七八年的生日中，都要去优胜美地度过。Adam又给我看了看他大拇指上被烫伤的痕迹。

 

 

“我在露营的时候做饭，老是忘记了煮沸的时候，去抓住锅的把手，老是用手从锅边处直接拎起，结果现在手指被烫伤了，起了一层一层的死皮。” 

 

一个当医生的人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做饭时连拎住小锅的把手都不记得？我猜想，这是他在旅行的原因。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可能会展示连自己都不能意料的那一面，这种暴露和展示是让人惊喜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思考我在旅行似的状态，难以言表。那个晚上，我们的对话和思考，都被我时不时震动的工作手机打扰。我已经不再可以随手拿起背包就走，我的随身必备不再只是相机、书本、笔记本了。 现在我的生活中，多了不少的牵挂、包袱。比如，我可能无法离开我的工作手机、电脑，也无法轻易告别我的丈夫，转身就去长途旅行。

 

看着Adam的随身行囊，一个小巧的袋子里装着洗漱等基本用品，一个装起来的睡袋旁边系着卷起来的轻薄床垫。 这就是他的所有，多么轻盈，多么自在。六七年前，我似乎也有同样的轻巧：身上带着一个20磅左右的背包，我就开始旅游了。

 

而现在呢？在这个租来的公寓里，环顾四周，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生活里逐渐堆积起来的“复杂”：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干手巾，吃饭的时候桌上有用餐布，厨房里各个柜台上有排放整齐的调味料、餐具和烹饪用具，洗衣室里摆放着分类待洗的衣物。阳台上甚至还种了两盆植物，是为了让同为工作狂的丈夫可以每天早上抽出2分钟，关注一下工作之外的植物和生物。我们甚至还有电视机，虽然从来没有安装过电视接收，也开始会把电脑上的节目往电视上投射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稳定：每天我按时上班，下班，晚上加班，周末看个电影，做家务，锻炼，日子竟然成了这么有规律的模式，简直不可思议。我的生活也被充实为一个严丝合缝、遵循计划的生存计时，仅此而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