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到北京三里屯出差的第一天，我和几位同事从SOHO走路去附近的一家饭馆吃饭，在横过马路的时候，我突然一副惊呆了的表情 — 眼前的人流、汽车、摩托车、三轮车等等构成的热闹混乱场景，对于我这个阔别北京五年、居住美国四年的人来说， 俨然重新带上了新鲜感。我忍不住拿起相机来拍下眼前的这一幕，眼角看到了北京同事的不解和嘲笑：“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呀？”

这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与北京的重逢。 接下来几天，我继续感受着自己作为“海归”或“海龟”的无所适从。 在本文，海归指的，既可以是已经从海外回国的人，也可以是我这种因为各种原因、居住海外、但是和国内保持联系的人。

无所适从的表现有哪些？ 在对话中，我迟钝的大脑不知道如何在前后文中找到正确的论述，去应对这些简单的人情世故。 这种困惑不是新事。在工作中，我也对他人的表情和语言体系无法理解。 可能上司的一段话可以在其他同事间激起响应，甚至是情怀满腔，然后对于我这种实证主义的分析性大脑来说，对这些话自动地用以往习惯的计划性和细节性思考去“抽丝剥茧”，最后竟成了没有太多具体意义的话语。 这整个话语体系，为什么就在四年的美国生活之后，失去了意义？ 

四年，在我虽短暂但紧凑的人生中，绝对不是一个大的数字，为何四年时间可以这么大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甚至是认知体系？ 我由本文开始，开展这个#解决海归身份危机的计划。在提出计划之前，让我简单分享一下近来的一些经历。以下的故事皆为真实，但是人物名字皆用化名。 

说话夹英文，表情让人费解

我的一些海龟伙伴们早些时候回到了中国。说起我的无所适从，几位同伴并不惊讶，他们说起了自己回国后适应的过程。身为北京人的凯凯即使是在美国只读了两年的研究生课程，回国后依然花了半年时间才适应了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有时候说话就是拗不过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谁也不是故意要说中文的时候夹点英文，真的，但是很久都没办法反应过来这个词语是什么。”

我连声回应：“的，我也有一样的问题。我想，是因为我们是从英文的世界里初次学习和认知了这些概念，而大脑也许就死死抓住了这些‘第一次’。并且，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害怕丢失原味，心理上也有抗拒吧。”

若是语言上的困扰，那也还好，毕竟努力一下子，可能适当的中文翻译和解释也就出来了。但是有时候无言以对，那才尴尬。很多次，在一些人的对话中，我感到难以言喻的抽离感。本来一向对于流行用语和插科打诨不太感冒，而插科打诨往往已经是深层次社会规则的微妙体现。插科打诨听不懂，学不会，又怎么可以理解各种精妙的人情世故呢？ 或者说，即使听懂了，我还想去跟随这种人情世故吗？ 

语言之外的困扰，当然还是其他的社交习惯的区别。 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约定俗成，中美之间的区别还真不小。与以前熟识的老同学们聚会，我发现自己已经变得异常得活泼外向，对很多国内人爱谈的话题也无所适从。 

最后我发现，我这种毫无防备的外向与直接，似乎是优步或者滴滴的司机最能了解，最能接受，因为和我聊得最没有防备、最有角度的，往往是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不过是个过客，无须防备，而他们见到的过客千百个，也许因而锻炼了见多识广的好奇心。 

而表情不过是一个人处事方式的另一种“肤浅”表现。 我偶尔不是很懂对方的表情，同时也知道我给很多中国同事非常冷静、昂扬、而面无表情的印象。各种行为模式，看起来都那么“与众不同”。 这些差异和无所适从，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 我一直拒绝冒充 ABC（American-Born Chinese, 即美国长大的华裔），也一直致力于在中美之间保持独立、客观的立场，然而，不知不觉，说到底我还是被”美国化”了呀。

而后，我开始认真观察在华同事或朋友的表情，然而，我知道这些表情是无法模仿的 — 相由心生，我不得不思考，在我们同样的黄皮肤下面，我们的价值观和内在等等，究竟差别有多大？ 而我们如何可以找到那个奇妙的共通点，以正确的方式“打开对方”，开始一种摩擦较少、增益较多的交流。

西化了的人，还敢感慨西化吗？

我还记得另一位好友李丁几年前刚回国时的煎熬。那个时候，在美国奋斗的我，偶尔收到好友字里行间对纽约的思念，时而我们也通电话，好友倔强而懂事，平常不抱怨，不说什么想念，但是她简单而深刻、略带撒娇和硬气的一句“我好想纽约”，让我感受到了她的迷茫和辛苦。

我们还说起纽约的时尚和气质。 对时尚和物质并不太感冒的我当时说：

“北京也有自己别样的时尚和风格呢。有待时日，你就可以发现。”

这次回国，我们终于碰上面了。一别就是多年，我看着她，好像也沾染上了北京姑娘的气质，说话、穿着、表情，都带上了一股京式的凌厉和爽气。  转眼间，她都要嫁做人妇，对象是还是山东大汉。我心肠坏，之前一直劝她最好不要结婚太早，一直在说不婚主义背后的永恒真理。 一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像是个被西化而失去不少中华传统美德的叛逆分子，而她则愈加是传统的东方姑娘，和爸妈住同一个城市，嫁也不会嫁出这个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对将来也有周全的计划。两年过去，我和她的距离似乎拉大了。

我们俩从三里屯出发，我闹着要去新出名的五道营看看。结果一去，发现其实和当年的南锣鼓巷大同小异。 我还记得当年在南锣鼓巷，有一个华夫饼店，做饼的大爷和小妹穿着有格调的深蓝色围裙，剪着时髦的文艺发型，大爷还抽着一根烟，小妹眼神看着远方，不太在意眼前的顾客。 

那个时候，西化对于我这种不谙世事的小女生而言，是特别吸引人的。西化不仅在北京是屡见不鲜，而且在全球的发展中地区都是常规之事，而文艺上的西化，大可以被理解为精神领域的一种西化。

而今，五道营的潮店们仿佛遵从着同样的常规，在装潢上崇尚西式的极简主义，在贩卖品上崇尚西方的审美，一条道上不少清高华丽的西餐厅，斜对面却有可能是恶臭难挡的公厕。走在这样的街道上，我真的是无所适从，本来觉得在三里屯已经要被西化所淹没，本来想要回到祖国寻找一些本真的、独特的中国文化，结果眼前的这些让我感觉厌倦，甚至有些荒诞。

中美对比：无可避免，却也无可奈何

和女友芦苇相见在三里屯体育馆旁边的一家川菜馆的时候，我们说起了我在北京听到不少的一个词：大长腿儿。“大长腿儿”是一个用来赞美女性身材的用词，但是在我们听来确却是这么别扭，它充满了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另类的“审判”，这是我们这些在西方受过一些性别觉悟教育的女人无所忍受的。 这话听着，是不是都觉得有点作？我们这些文艺派海归，是不是那么喜欢“上纲上线”？ 

芦苇回到北京已经一段时间，对国内外的职场都有了自己的了解。 而我在最近与中国公司的经历中，也发现了一些强烈的对比和困惑之处。 很多的区别，看起来是细节的，比如国内的公司好像没有使用邮箱的习惯，反而喜欢用微信；没有长远规划、分步进行的习惯，喜欢“随机应变”、临时决定；在沟通上似乎依然趋于被动和“委婉”，很少有主动和直接的时候。但是在其背后，也许是管理和经营哲学等根本性的不同。

“在美国的时候，我也知道美国职场的种种不堪，它也有虚伪、官僚、以及各种歧视。可是，我还是想念美国的职场，觉得它里头有很多高效率和科学的设计，觉得它更能让人干起活来事半功倍，而且人际关系似乎还是简单一些。”

我不得不说我在双边工作后，对朋友的观点很认同。在我局限的经验中，双边的公司对于管理、人才、创新、运营等，差异甚大。但是，这些观点的来源，并非是盲目的崇洋媚外，而是我们虽局限、但切身的体验。 而让我最难堪的是，很多这些区别以及对比，我并无法用语言轻易地表达。 并且，任何这种微观局部的对比，都可能被放大为两个国家的对比，这又是多么容易招致危险。

这种对比或者批评里面，是不是有我们不自觉的“娇气”、“嫌弃”或者精英主义？ 如果很多的海归是精英，那他们归来后，究竟要如何把自己作为精英所得到的优良积累，带入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最大效率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为自己的公司、甚至是社群服务？ 

一味地将海归所持有的一些标准要求、或者愿景目标，称为不符合国情的理想主义，或者不接地气的拿来主义，到底是不是真正利用到海归人才、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好方法？ 什么是真正的好方法？ 怎么样，让海归和祖国双方，都减少波折，好好发挥和成全彼此？

一切的一切，都多么引发思考。

未完待续。

注：想讨论#海归身份危机的事吗？

无论你是海归，还是一直在中国，只要你在这方面有问题、见解、观察、经验，请与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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