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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海归,究竟是怎样一道中国菜? (上)

 

在刚到北京三里屯出差的第一天,我和几位同事从SOHO走路去附近的一家饭馆吃饭,在横过马路的时候,我突然一副惊呆了的表情 — 眼前的人流、汽车、摩托车、三轮车等等构成的热闹混乱场景,对于我这个阔别北京五年、居住美国四年的人来说, 俨然重新带上了新鲜感。我忍不住拿起相机来拍下眼前的这一幕,眼角看到了北京同事的不解和嘲笑:“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呀?”

这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与北京的重逢。 接下来几天,我继续感受着自己作为“海归”或“海龟”的无所适从。 在本文,海归指的,既可以是已经从海外回国的人,也可以是我这种因为各种原因、居住海外、但是和国内保持联系的人。

无所适从的表现有哪些? 在对话中,我迟钝的大脑不知道如何在前后文中找到正确的论述,去应对这些简单的人情世故。 这种困惑不是新事。在工作中,我也对他人的表情和语言体系无法理解。 可能上司的一段话可以在其他同事间激起响应,甚至是情怀满腔,然后对于我这种实证主义的分析性大脑来说,对这些话自动地用以往习惯的计划性和细节性思考去“抽丝剥茧”,最后竟成了没有太多具体意义的话语。 这整个话语体系,为什么就在四年的美国生活之后,失去了意义? 

四年,在我虽短暂但紧凑的人生中,绝对不是一个大的数字,为何四年时间可以这么大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甚至是认知体系? 我由本文开始,开展这个#解决海归身份危机的计划。在提出计划之前,让我简单分享一下近来的一些经历。以下的故事皆为真实,但是人物名字皆用化名。 

说话夹英文,表情让人费解

 

我的一些海龟伙伴们早些时候回到了中国。说起我的无所适从,几位同伴并不惊讶,他们说起了自己回国后适应的过程。身为北京人的凯凯即使是在美国只读了两年的研究生课程,回国后依然花了半年时间才适应了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有时候说话就是拗不过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谁也不是故意要说中文的时候夹点英文,真的,但是很久都没办法反应过来这个词语是什么。”

我连声回应:“的,我也有一样的问题。我想,是因为我们是从英文的世界里初次学习和认知了这些概念,而大脑也许就死死抓住了这些‘第一次’。并且,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害怕丢失原味,心理上也有抗拒吧。”

若是语言上的困扰,那也还好,毕竟努力一下子,可能适当的中文翻译和解释也就出来了。但是有时候无言以对,那才尴尬。很多次,在一些人的对话中,我感到难以言喻的抽离感。本来一向对于流行用语和插科打诨不太感冒,而插科打诨往往已经是深层次社会规则的微妙体现。插科打诨听不懂,学不会,又怎么可以理解各种精妙的人情世故呢? 或者说,即使听懂了,我还想去跟随这种人情世故吗? 

语言之外的困扰,当然还是其他的社交习惯的区别。 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约定俗成,中美之间的区别还真不小。与以前熟识的老同学们聚会,我发现自己已经变得异常得活泼外向,对很多国内人爱谈的话题也无所适从。 

最后我发现,我这种毫无防备的外向与直接,似乎是优步或者滴滴的司机最能了解,最能接受,因为和我聊得最没有防备、最有角度的,往往是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不过是个过客,无须防备,而他们见到的过客千百个,也许因而锻炼了见多识广的好奇心。 

而表情不过是一个人处事方式的另一种“肤浅”表现。 我偶尔不是很懂对方的表情,同时也知道我给很多中国同事非常冷静、昂扬、而面无表情的印象。各种行为模式,看起来都那么“与众不同”。 这些差异和无所适从,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 我一直拒绝冒充 ABC(American-Born Chinese, 即美国长大的华裔),也一直致力于在中美之间保持独立、客观的立场,然而,不知不觉,说到底我还是被”美国化”了呀。

而后,我开始认真观察在华同事或朋友的表情,然而,我知道这些表情是无法模仿的 — 相由心生,我不得不思考,在我们同样的黄皮肤下面,我们的价值观和内在等等,究竟差别有多大? 而我们如何可以找到那个奇妙的共通点,以正确的方式“打开对方”,开始一种摩擦较少、增益较多的交流。

西化了的人,还敢感慨西化吗?

 
 

我还记得另一位好友李丁几年前刚回国时的煎熬。那个时候,在美国奋斗的我,偶尔收到好友字里行间对纽约的思念,时而我们也通电话,好友倔强而懂事,平常不抱怨,不说什么想念,但是她简单而深刻、略带撒娇和硬气的一句“我好想纽约”,让我感受到了她的迷茫和辛苦。

我们还说起纽约的时尚和气质。 对时尚和物质并不太感冒的我当时说:

“北京也有自己别样的时尚和风格呢。有待时日,你就可以发现。”

这次回国,我们终于碰上面了。一别就是多年,我看着她,好像也沾染上了北京姑娘的气质,说话、穿着、表情,都带上了一股京式的凌厉和爽气。  转眼间,她都要嫁做人妇,对象是还是山东大汉。我心肠坏,之前一直劝她最好不要结婚太早,一直在说不婚主义背后的永恒真理。 一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像是个被西化而失去不少中华传统美德的叛逆分子,而她则愈加是传统的东方姑娘,和爸妈住同一个城市,嫁也不会嫁出这个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对将来也有周全的计划。两年过去,我和她的距离似乎拉大了。

我们俩从三里屯出发,我闹着要去新出名的五道营看看。结果一去,发现其实和当年的南锣鼓巷大同小异。 我还记得当年在南锣鼓巷,有一个华夫饼店,做饼的大爷和小妹穿着有格调的深蓝色围裙,剪着时髦的文艺发型,大爷还抽着一根烟,小妹眼神看着远方,不太在意眼前的顾客。 

那个时候,西化对于我这种不谙世事的小女生而言,是特别吸引人的。西化不仅在北京是屡见不鲜,而且在全球的发展中地区都是常规之事,而文艺上的西化,大可以被理解为精神领域的一种西化。

而今,五道营的潮店们仿佛遵从着同样的常规,在装潢上崇尚西式的极简主义,在贩卖品上崇尚西方的审美,一条道上不少清高华丽的西餐厅,斜对面却有可能是恶臭难挡的公厕。走在这样的街道上,我真的是无所适从,本来觉得在三里屯已经要被西化所淹没,本来想要回到祖国寻找一些本真的、独特的中国文化,结果眼前的这些让我感觉厌倦,甚至有些荒诞。

中美对比:无可避免,却也无可奈何

和女友芦苇相见在三里屯体育馆旁边的一家川菜馆的时候,我们说起了我在北京听到不少的一个词:大长腿儿。“大长腿儿”是一个用来赞美女性身材的用词,但是在我们听来确却是这么别扭,它充满了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另类的“审判”,这是我们这些在西方受过一些性别觉悟教育的女人无所忍受的。 这话听着,是不是都觉得有点作?我们这些文艺派海归,是不是那么喜欢“上纲上线”? 

芦苇回到北京已经一段时间,对国内外的职场都有了自己的了解。 而我在最近与中国公司的经历中,也发现了一些强烈的对比和困惑之处。 很多的区别,看起来是细节的,比如国内的公司好像没有使用邮箱的习惯,反而喜欢用微信;没有长远规划、分步进行的习惯,喜欢“随机应变”、临时决定;在沟通上似乎依然趋于被动和“委婉”,很少有主动和直接的时候。但是在其背后,也许是管理和经营哲学等根本性的不同。

“在美国的时候,我也知道美国职场的种种不堪,它也有虚伪、官僚、以及各种歧视。可是,我还是想念美国的职场,觉得它里头有很多高效率和科学的设计,觉得它更能让人干起活来事半功倍,而且人际关系似乎还是简单一些。”

我不得不说我在双边工作后,对朋友的观点很认同。在我局限的经验中,双边的公司对于管理、人才、创新、运营等,差异甚大。但是,这些观点的来源,并非是盲目的崇洋媚外,而是我们虽局限、但切身的体验。 而让我最难堪的是,很多这些区别以及对比,我并无法用语言轻易地表达。 并且,任何这种微观局部的对比,都可能被放大为两个国家的对比,这又是多么容易招致危险。

这种对比或者批评里面,是不是有我们不自觉的“娇气”、“嫌弃”或者精英主义? 如果很多的海归是精英,那他们归来后,究竟要如何把自己作为精英所得到的优良积累,带入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最大效率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为自己的公司、甚至是社群服务? 

一味地将海归所持有的一些标准要求、或者愿景目标,称为不符合国情的理想主义,或者不接地气的拿来主义,到底是不是真正利用到海归人才、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好方法? 什么是真正的好方法? 怎么样,让海归和祖国双方,都减少波折,好好发挥和成全彼此?

一切的一切,都多么引发思考。

未完待续。

注:想讨论#海归身份危机的事吗?

无论你是海归,还是一直在中国,只要你在这方面有问题、见解、观察、经验,请与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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